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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的這篇《我們走那條路》，和問題和主義的那篇文章一樣，一直飽受指責和詬病。《我們走那條路》此文，更常被戲稱為“五鬼亂中華”，當然多半是貶義。在很多人看來，胡適這位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之人，人權鬥士，因寫了這篇文章一下子變成了無聊文人。

也難怪，別人都整日高喊打倒封建主義，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胡適卻搞出來個“五鬼”來，所謂“奇論一出，全國震驚”，不但魯迅對此冷嘲熱諷，就連在胡適領銜的《我們的政治主張》一文上簽名的梁漱溟，也在《村治》第2號上發表文章，說胡博士的立論是八個字：“輕率大膽，真堪驚詫!”

梁漱溟寫道：“昨於《新月》二卷十號得讀尊作‘我們走那條路’一文，歡喜非常。看文前之‘緣起’一段，知先生和一班朋友在這兩年中常常聚談中國的問題；去年討論“中國的現狀”，今年更在討論‘我們怎樣解決中國的問題’？這是何等盛事！先生和先生的朋友正是我所謂“社會上有力分子”；能於談哲學文學之外，更直接地討論這現實問題而有所主張，那社會上所得指點領導之益將更切實而宏大。回憶民國十一年直奉戰爭後，我與守常（李大釗）同訪蔡先生（蔡元培）。意欲就此倡起裁兵運動；其後約期在蔡家聚會，由先生提出“好政府主義”的時局宣言，十七人簽名發表。八九年來，不多見先生對國家問題社會問題抱何主張，作何運動，其殆即先生所說的‘我們平日都不肯徹底想想究竟我們要一個怎樣的社會國家，亦不肯徹底想想究竟我們走那一條路才能達到我們目的地’麼？守常先生向來是肯想這問題的，竟自因此作了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我雖百不行，卻亦頗肯想這問題。——這是先生可以瞭解我的，類如我民國七年的‘吾曹不出如蒼生何’，極荷先生的同情與注意；類如我在北大七八年間獨與守常相好，亦為先生所知道的。然我則沒有和守常先生走一條路的決心與信力，更沒有攔阻他走那條路的勇氣與先見。——就只為對這問題雖肯想而想不出解決的道兒來。現在舊日朋友多為這問題灑血犧牲而去，(守常而外，還有守常介紹給我的高仁山安體誠兩先生。)留得我們後死者擔負這問題了。我願與先生切實地徹底地討論這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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