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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駐外使節,對國際總體形勢判斷把握是否正確,是否客觀實際，對其是否能比較好履行駐外大使的職務，是關鍵性因素。

胡適對國際形勢的判斷，毫無疑問是有著他特有的敏銳目光和準確把握的。

早在1935年6月20日,他曾致信王世傑,針對當時中日形勢,他分析了兩個可能的局勢:“(一)在最近期間,日本獨霸東亞,唯所欲為,中國無能抵抗,世界無能制裁。這是毫無可疑的眼前局勢。(二)在一個不很遠的將來,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慘的大戰,可以作我們翻身的機會,可以使我們的敵人的霸權消滅。”

一個星期後,胡適再度致信王氏,強調“此策的主旨是如何可以促進那個‘不很遠的將來’的國際大戰。如何可以‘促其實現’?”他認為只有中國首先自己堅持抗戰,不怕犧牲,“我們必須咬定牙根,認定在這三四年之中我們不能期望他國加入戰爭,我們只能期望在我們打得稀爛而敵人也打得疲於奔命的時候才可以有國際的參加與援助。”

1938年10月20日胡適致電蔣介石,對國際形勢和中國對策進行了分析和闡述:“美蘇兩國均不願中國講和,就目前情形論,此言已得印證不容再有存疑。蘇俄不願我講和,故以武器助我。美國不願我潰敗,故願經濟援助。故就我國現況言,惟有等待時勢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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