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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素的正統論和立信論是很難懂透徹的，所以劉備學幾次無法完全掌握很正常。

法正為代表的朝臣，學完之後依然難以區分“兵者詭道”和“立國以信”之間的界限，也是依然模糊的。

尤其是分歧於“對於失信、耍詐過的敵人是否能以暴易暴？如果能，又該做到什麼程度？是不是可以徹底不擇手段不講下限了？”

包括後世很多秦粉，一旦陷入狂熱，就拿“六國也不是白蓮花，大家半斤八兩”來和稀泥。

這就必須把原理說清楚。

李素非常誠懇、循序漸進地跟劉備分析：“秦漢以來，治國先以韓申、後以黃老、末尊儒術。但韓申之便，久為人君所難割捨，所以偏重術、勢以害法的權宜之計，屢見不鮮。

孟子以人生而有四善之性，倡信義。荀子以人性分為性、偽兩部，性惡而偽可善。然此二論在百官、學士之間多遭陽奉陰違，多因讀書人看透了大漢‘儒表法裡’，寧可信韓非對人性之判斷。

依韓非之言，‘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惡行為人所知，便會為人所防，智謀發明新詐，被騙者下次就會更加提防，互信便已不存。故爭於氣力之時，智謀之用尚且衰微，何況道德。

孝直此番學信義之用，到了實踐施政時卻再次動搖，認為‘對付本身歷史上也曾使過詐的敵人，就可以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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