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越想到自己在古代竟如此欺世盜名，也不禁心裡暗暗好笑。只是想到這也是自己在古代立足最好的辦法，也就只好暗暗搖搖頭了。此時聽到桑充國誇獎，便故意長嘆了一口氣，說道：“詩賦之學，於國於家，並無半點用處，不學也罷了。況且禮部不久就要明發條例，罷詩賦、帖經、墨義，而以《論語》、《孟子》，並加《易》、《詩》等諸經之一，為取進士之法。至於殿試，更是要專試策論的。這詩賦之學，漸漸不再為國家取材之繩也。”那柴氏兄弟心裡掛著這件事好久了，那次因引起石越的傷心事，不好再問，十幾天來心裡無時不想找個由頭再來問石越，此時聽他自己主動提起這件事，且又說得如此詳細，機會難得，豈能錯過，柴貴誼便最先忍不住，搶先說道：“今年二月以王安石大人為參知政事，創置制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六月御史中丞罷，七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輸法，八月御史臺十數名御史皆以論新法被罷，現在正是國家改革變法的時代，石兄又說進士科將罷詩賦，這些事情之間有什麼關聯嗎？只是我聽說慶曆年間也曾罷過詩賦，不久卻又恢復了舊制，罷詩賦之學到底是於國家有利還是有害呢？”他和他哥哥柴貴友就這件事參詳過許久，最後覺得石越說的很可能是正確的。他們兄弟是土生土長的四川人，學問是受蜀派影響的，蜀派當中，學問多有傾向佛老宿命之說，因此他們也更容易相信那些神秘主義的東西。所以他們此時想進一步瞭解的，倒不是來春考什麼，而是罷詩賦的利弊以及與時局的關聯，瞭解了這些，有利於他們把握政治脈搏，在明春交一份讓執政大臣滿意的答卷。另一方面，則是因為蘇軾自仁宗年間中進士後，就隱隱是四川士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說罷詩賦是“多事”，雖然未必有什麼私心，但是卻是四川士子典型的心態，因為蜀中的讀書生，並不害怕寫詩賦，反而喜歡文采風流的人物，考進士罷詩賦，雖然他們並不害怕影響到自己的利益，但從他們心裡來說，那的確是有點多事的。而蘇軾的主張若最終不被朝廷採納，對這些年青人來說，也是一件遺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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