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不管怎麼樣，王安石還是答應了修改免役法和廢除市易法兩條。在這個小場合裡答應，因為我不參與朝議，那麼王安石的政治聲譽還是很好的儲存了。雖然做為舊黨的大臣心裡很明白怎麼回事，但在政治上，心照不宣和公開宣示，是完全不同的性質。

不過我看王安石答應這兩條時，頗有點忍辱負重的味道。也許他心裡在想：“為了大宋的大業，就做一點讓步吧。”而在我心裡，則在感嘆，都是為了華夏的事業，僅僅因為政見不同而要如此勾心鬥角，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不過我既然已經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僅僅出於責任感，我也無法坐視歷史朝不好的方向發展。

為了防止王安石朝錯誤的道路越走越遠，特別我對歷史上王安石曾經搞過的特務控制輿論一直持有戒心，很害怕他突然就玩出這一手，那可真是要“一覺回到解決前”了。所以趁熱打鐵，我向皇帝提出了《朝野清議法》，清議法中，我提出：凡詔書旨意可分為三級，第三級為第低階，即皇帝面向全國百姓頒佈的詔令以及各級官員的任免考核情況，每道詔令一旦透過，即由翰林院抄送副本交給兩家民辦印書館，向天下公開發行；第二級為朝廷決定的大事，需要知會七品以上官員的，亦由翰林院抄送副本，交給一家指定的印書館印製，由禮部向天下有功名計程車大夫發行，並在三年後向天下公開發行；第一級為軍機大事，不必公開發行，但在三十年至五十年後，再向天下公開發行。另外在清議法中，提出創辦每週一期的《樞密院旬刊》，由皇帝任命翰林學士主持，任何有功名的儒生及官員，皆可向《樞密院旬刊》提交自己的策論、對朝政的看法，在《旬刊》上公開發表，但是《旬刊》只限於在有功名的儒生和官員中發行，嚴禁普通百姓傳閱，違者課以重金之罰。若傳向外國，則剝奪功名，處以刑責。又請創辦《皇宋月刊》，由禮部主辦，每月一期向天下發行，專門解釋禮儀制度、國家政策，以爭取士大夫的理解和平民的支援，使民心順應天心。又奏請皇帝，儒生每逢辯論日，可以在朝廷指定場所辯論朝政得失。我對此的解釋是防止這些儒生們私下裡議論朝政，反而容易擾亂人心，不若給他們一個地方，表達自己的意見，朝廷可擇其善者而從之，又可以更好的加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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