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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子先笑道：“我也知道十五萬貫，一家攤上五萬貫都會影響諸位的週轉。既然是這樣，我建議各家乾脆不要收利益，建個商會，大家合股投錢，我來負責運作，治安，管理，人力募集和安置，諸位出現錢，碼頭建好後，咱們會收一份河渡錢，有放貨在這裡的，當然還有一份管倉錢，我預計，一年總有十萬貫以上的收入，投十來萬貫，一兩年就回本，以後就躺著等收錢便是……”

這倒是新奇的，前所未有的思路！

歷來大魏的官府是事無鉅細，只要有生財之道，不管是鹽鐵專賣，還是茶酒，或是生絲，布匹，這些都是屬於官府專賣。

任何棉布，生絲商人，都要從官府那裡買牙契和市籍，取得了官府賣賣下的經營權，才有資格做買賣。

一旦違禁，視同走私，雖然不至於販賣生絲與販賣私鹽同罪，但罪責肯定也是不輕，最少都是軍流或關押起來服苦役的下場。

三司使就是專門幹這個的，一旦發生好的生財之道，則一定會拿到手，以朝廷的權力獲得專營權，有的生意，比如官鹽，那是領執照也沒有用，只能官辦官營，私人沒有資格玩這個一本萬利的買賣。

這種情形，按徐子先的理解，大魏的經濟政策與兩宋十分相似，甚至財政情況，三冗造成的財政困難，應該也是與宋朝相似。

徐子先是南安侯世子，昭武將軍，福州團練，按大魏的潛規則，徐子先能開收捐稅，能馭使地方民力，甚至攤派錢財，都在默許的範圍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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