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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芝卻不和郭攸之糾結在自己的話是否前後矛盾這個問題上，而是從另外一個角度反駁他：“郭大人此言大謬，只重才而不重德，那是當年曹孟德的套路。當年曹孟德曾釋出招賢令，廣招天下有才之人，不管對方德行如何只要有才都能得到他的重用。

最後結果如何？現今魏國朝堂上烏煙瘴氣的，幾致滅國，這難道不是當年曹孟德胡亂招募人才埋下的隱禍嗎？

陛下，照微臣看來，一個人的德行遠比才能重要，學識才能都是可以慢慢學的，但是江山易改稟性難移，一個人的稟性是很難改的。所以，微臣認為，陛下錄用人才，應首重德行。”鄧芝對這郭攸之說了一輪，又對劉厚拱拱手說一輪。

他這一番話引來不少人的認同，這也是儒家對於人才的基本論調，中國千百年來選拔人才也基本上是按照這個標準來選的。起初國家選拔人才的方法是透過“舉孝廉”，即地方官推薦轄地中的孝子廉吏。“孝”和“廉”就是一種道德標準。

想當官，就要具備這樣的道德水平。但是評判這種道德水平的方法，往往是地方官一言而決，可想而知這樣的選拔~出的道德人才有多少水分，從中又可能滋生多少腐敗。

後來的皇朝採用科舉的方式選拔人才，這種透過考試的選材形式本來是很先進的，領先於世界上千年，甚至到了後世都還在透過各種考試來選拔人才。可是，問題出在考試的內容上，科舉考試考的是四書五經裡的內容，四書五經其實就是儒家的道德行為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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