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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該在見到祖逖之前，正在展讀東路軍謝風派快馬傳過來的報告。這報告書寫滿了半捲紙，足有四尺多長，駢四驪六，文采斐然，不用問，肯定又是王貢代謝風寫的。

裴該一目十行看過，心說應該宣佈一條新的軍令，凡軍中公文往來，一律都要用散文，且文辭必須通俗易懂，不準再用駢文！

文言文在後世被很多人目為畏途，但在這個年月，其實和口語距離並不太大，也就如同後世書面語和日常俗話之間的差別而已，倘若平鋪直敘，條理清晰，裴該手下那些才剛脫盲的軍頭應該都能讀得懂五六成。問題自漢代以來，士人作文逐漸吸納了很多詩賦的要素，講究對仗、押韻，終於在魏晉之際產生出了駢文，那就不是誰都能夠讀得明白的啦。

究其實質，這是士人自我炫耀，以期有別於庶民百姓，從而造成的特殊文體，形成的綺麗文風。文多四言、六言，故又名“四六文”，或稱“駢四驪六”，為了符合格式，展現文采，往往不惜以辭害意，把明明很清楚的事情寫得雲山霧罩，莫名所以。駢文中也有散句，一般佔兩到三成分量，但真正的內容其實大多蘊含在散句之中，駢句對於敘事基本無用，純起抒情之效。

好比說王貢這篇報告書，倘若抽出其中散句來，再將駢句之意加以精煉，估計兩千字到頭了，根本不必要寫那麼長，那麼花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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