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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炟本是個書生，工於書法以及儒家經典，稱呼其為“書生皇帝”亦不為過。歷來皆有人認為，書生即是軟弱無能、極好意氣用事之人，因而用之於國家，則必為國之禍患。登基成為九五之尊的劉炟，又會是如何一個皇帝呢？

歷史證明，只要能夠充分利用自己所學，因循時勢，書生也未必就會成為百無一用之人。劉炟在接下來的統治之中，對於各種關係的處理表現得尤其突出，充分顯示出一代明君的卓然智慧。

前面提到，班超在西域真實顯示出“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果決。亦見識到劉炟在對待班超之時的隨機應變的能力。但是，在對匈奴及西域的政策以及在對內是否延續漢明帝在位之時所用政策上，漢朝百官重臣還經過一場不亞於任何戰爭的唇槍舌劍。

在對內統治問題上，以太傅趙熹、司空第五倫為代表。主張改變明帝時期的嚴刑峻法，力求仁政治民，這似乎暗自與漢章帝所遵循的儒家之法相應和。而以太尉牟融、司徒鮑昱為首的強硬派則認為，只有延續依法治國的英明抉擇，才能保持漢朝天下有法可依，人們皆循規蹈矩，百姓安居樂業，世事昇平歡喜。

而在對外政策上，漢明帝在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以後，就著手準備對匈奴作戰。班超出使經營西域，漢軍在與匈奴的作戰中，也取得一些勝利，但國力消耗太過迅速。至今不過三年，卻已經導致國家日漸衰弱、百姓苦不堪言。因此，以校書郎楊終為代表的朝中大臣，便開始直言相諫。他們普遍認為，世祖劉秀確立“止戈息武”的國家大計，國家才得以修身養息。然而明帝繼位之後，對西域諸國動武，原因有四：一來國力日盛，二來邊患四起，三者懷有雄霸之心，四者則是鐵血政策之施行。然今日邊關戰事漸漸平息，時值天下大旱，百姓溫飽堪虞。為今之計，當重新遵循世祖皇帝所立政策。司空第五倫亦同意楊終所諫言。皇帝劉炟亦感覺其道理所在，然而他並不能就此決斷。因為他明白，只有廣泛徵求意見，才會求得最終最好的解決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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