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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反正大明的湘軍舊部之外，這一次就連彭玉麟也無法站在主帥這一邊了。

他在得知此事後，怒摔酒杯，大哭一場，然後稱病不起。

更加離譜的是，甚至是紫禁城裡的杏貞小佛爺，都在簾子後面怒斥群臣道：“假使僧王在世，假使我索特那王爺在此，安敢使洋人蠻橫如此！”

當然，杏貞這句話幾分真心，幾分假意，幾分甩鍋，那就只有她自己知道了。

終於，在德武四月四日這一天，大明天子朱富貴御筆硃批一張條子，命人交給夏志新：“曾氏名曰國藩，實為國賊，此天下之公論也！”

至此，一代“聖人”的身後名就此蓋棺定論。

實際上，朱富貴當然知道曾國藩有曾國藩的無奈。

曾國藩這麼做，豈不知辛苦拼殺換來的名譽將會毀於一旦？

他當然知道，不然也不會給兒子留下一封絕命書了。

但身為漢臣，夾在慈禧與恭親王之間，他只能選擇倒向後者。

奕訢對於洋人卑躬屈膝，但他和肅順一樣，對漢臣其實一直也都很不錯。

早些年，李鴻章和左宗棠也都與奕訢有過蜜月期。

曾國藩很明白，他若想當聖人，在大明是決計沒有可能的。

他必須要保住大清，而且要保住大清的正統性。

而想要保住大清的正統性，毫無疑問只能依靠國際社會之調停。

故而他與奕訢一拍即合，形成了政治軍事同盟，也達成了天津教案處理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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