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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明崇禎元年，後金兵大破林丹汗於錫爾哈、錫伯圖、英湯圖一帶，林丹汗勢力被逐出西遼河流域。崇禎五年，後金主洪太會同歸附的漠南蒙古各部大舉進攻林丹汗。後金軍冒雨西進，越興安嶺至達勒鄂漠。林丹汗不意敵軍突至，渡上都河西奔，部眾沿途散走十之七八。

後林丹汗逃至喀喇莽乃，聞追軍將至，倉猝走歸化城，又西渡黃河而南。後金軍在追擊中飛騎散發佈告，瓦解察哈爾部眾。洪太進歸化城後，兵騎四出，俘獲甚眾，土默特餘部亦降於後金...”

大順行營監國御帳中，正在進行每日長達一個時辰的“國事召講”。

這個“國事召講”實際是明代經筵制度的一種延續，乃是禮政府尚書鞏焴及吏政府尚書宋企郊二人再三奏請，陸四這才命於行營開設的。

兩位政府尚書都是前明進士出身，可能是認為大順現在已經統一北方，並且出兵塞外，已具正統王朝基礎，而無論朝中還是軍中卻多有“流寇”習氣，諸多典章不規範，武風嚴重，文氣孱弱，此不符新王朝氣象，因此希望透過重設經筵，使大順朝漸漸向正統王朝轉變。

只是讓二位尚書沒有想到的是，監國納是納了他們的奏請，然而所講卻不大同。

明代經筵所講多為儒家經典，即以四書五經為基礎教材，以《大學衍義》、《貞觀政要》、《帝鑑圖說》、《通鑑綱目》等書為輔材，鞏、宋二人也是想讓大順的經筵繼續沿用明制。然而經筵真開後，二位尚書卻發現監國竟是不令講儒家經典，反而諭令國事召講只說兩事，即國事、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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