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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標題）鄒先生的話鋒轉變，讓蘇亦猝不及防。

原來你是這樣的鄒先生。

面對這樣的盛情邀約，蘇亦能怎麼辦？

當然是要拒絕了。

然而，怎麼拒絕卻是一個技術活。

蘇亦的拒絕方式也很簡單。

跟搪塞王永興先生的道理一樣，蘇亦說，“要不，我先回去問問宿先生，看他那邊有什麼安排。”

鄒先生點頭，“這樣也好。”

至此，這事翻篇。

話題再次迴歸課堂。

鄒先生又望向蘇亦，“要不，你繼續講一講？”

蘇亦講啥啊？

不講。

連忙搖頭。

鄒先生竟然露出遺憾的表情，就連臺下的學生也一臉遺憾，就連坐在旁邊的王訊都忍不住問，“小師兄，咋不講？我們還想聽呢。”

蘇亦瞪他一眼，“鄒先生講得挺好，我就不狗尾續貂了。”

這傢伙竟然還貧嘴，“還好不是狗尾續貂蟬！”

“滾！”

這一次，蘇亦終於剋制不住了。

說實話，鄒先生講課，趣味性還是很足的。

他一開始講教材。

講他編著商周考古講義的經過。

“你們現在使用的講義是我56年從蘭大調回北大任教的時候編寫的，當時還是油印版，相比較之下，現在的鉛印版就精緻很多。”

鄒先生當年在蘭大的講授《考古學通論》和《古文字學》，在西北師院還講《商周銅器》，56年9月份被調回北大歷史系任助教，主要指導田野發掘實習。

同時，也開始編寫《商周考古》講義，甚至還將郭寶均先生所編《殷商考古》改為《商周考古》。

要問鄒先生研究生導師是誰？

他肯定會毫不猶豫的說是郭寶均先生。而不是張政烺或者蘇秉琦兩位先生，儘管這兩位先生都是他的指導老師，甚至蘇秉琦先生還參與具體輔導，但鄒先生的學術思想顯然是郭寶均先生一脈相承。

倆人都是研究商周考古的。

甚至回到北大，他開始的開設也是《考古學通論》商周部分。

不過，鄒先生正式講述商周考古課程，則是在57年。

從57年開講，一直講到現在。

鄒先生對商周考古的研究，有多深入，可想而知。

蘇亦才不願意獻醜，不然好醜的。

鄒先生講完講義部分，又講到他的求學之路。

跟臺下的學生分享他是如何從法律系轉入史學系以及又是如何走向考古這條路的。

這部分，蘇亦不陌生。

但，透過旁人或者是其他資料去獲知，跟本人親自講述，這兩者體驗完全是不一樣的。

此刻的蘇亦，有種見證歷史的感覺。

既然講到史學系部分，鄒先生自然而然就講到顧頡剛的《古史辯》，還講到顧頡剛的著名史學觀點——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

還提到另外一句著名的話，“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

鄒先生說完，問，“同學們，知道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嗎？”

自然是不知道。

要是都知道。

就沒蘇亦什麼事情了。

偏偏他們不知道，蘇亦就被鄒先生喊起，“蘇亦，你跟大家說一說吧。”

之前，研究複試的時候，蘇亦就曾經說過自己讀過顧頡剛的《古史辯》，顯然，這是鄒先生記得了。

實際上，北大的諸位師長在學生年代的時候，沒讀過顧頡剛《古史辯》的人極少。

鄒先生不僅讀過還精讀。

好在，他沒問多困難的問題。

不然，蘇亦就尷尬了。

“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之說，主要有三點：第一點，就是鄒先生剛才提到的，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這句話怎麼了解呢？也很好了解。”

“我給大家舉個例子吧，例如：周代，人們起初認為最早的帝王是大禹；到孔子時，人們心目中最早帝王向上提早到了堯、舜；戰國時，文獻裡有了更早的黃帝、神農；漢以後的描述中有了更早的盤古。所以，就是時代越靠後，傳說的古代史部分就越長，甚至後面連神話故事都出來了。”

“第二點，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大。這句話，也不難理解。例如，關於舜，舜被孔子時代人們看成是無為而治的聖君，到《堯典》裡就成了全方位積極有為的聖人，到孟子時代增加了‘模範孝子’內容。”

“第三，我們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確切狀況，但是，至少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的狀況。例如，我們不一定知道實際的夏商史是怎麼樣的，但是，可以知道東周時代人們心目中的夏商史。這部分，如何知道？自然是從古文獻以及考古資料多個方面去了解的。”

“實際上，1923年，顧頡剛在《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這篇文章裡，就已經系統地發表了他的層累地造成的古史的學說。”

說完，蘇亦望向鄒先生，像是個等待表揚的三好學生。

鄒先生給予肯定，“講的挺好的。”

那麼古史辯講個啥？

就是單純的辯論古史嗎？

並非如此。

作為疑古學派的領袖人物，顧頡剛提出這樣的觀點，就是要告訴世人古史不可盡信。

疑古學派把一批古書考訂為偽書，對中國最早的古代歷史產生了懷疑，因清理偽古史形成古史辯學派。

他的觀點，安全就是動搖了人們一直以來的固有觀念。

這樣就徹底打破舊有的認知，使得中國上古史需要重新研究、認識和構建。

聽起來，顧頡剛還挺牛掰的。

實際上，這位先生也挺牛掰的。

然而，疑古學派就沒缺點嗎？

不然。

到了後面，整個學派的風氣就有些歪了。

變成什麼都質疑了。

好像對啥都要質疑。

質疑太多。

也不是啥好事。

尤其是在民國時期，軍閥混戰，國內動盪不安，國民一度懷疑自己的文化以及人種之劣等。

這種情況下，你還老懷疑，就動搖國之根本了。

甚至，到了後面，還有人以訛傳訛，說顧頡剛認為大禹是條蟲。

天地良心，顧頡剛引《說文》的“禹，蟲也，從禸，象形”以及“禸，獸足蹂地也。”兩段，疑禹本是古代神話裡的動物。其實他只是說與蟲有關，並沒認為大禹就是條蟲。這本是圖騰社會里常有的事，不足奇怪。

結果就被斷章取義，大肆宣傳。

那麼是誰率先黑顧頡剛的？

有傳聞是陳立夫屢在演講裡說：“顧頡剛說大禹王是一條蟲呢！”

那麼陳立夫為啥黑顧頡剛？

這又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反正疑古學派，遭人黑的事情不在少數。

畢竟在當年，他們學術觀點跟當時的國情有些格格不入。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中山先生根據清末民初學者研究的結果，提出中國有五千年的歷史。

五千年從哪裡算的？

就是從黃帝紀年開始算。

還把黃帝認為中華民族的祖先。

而，中華民族這個概念恰巧就是梁啟超先生率先提出來的。

然而，當時，有不少的學者接受西方研究方法的影響，認為中國歷史是從西周開始。

好傢伙，這樣一來，就把中國西周以前的歷史給抹去了。

這可能嗎？

自然是不可能。

這部分歷史，在殷墟的發掘成果公佈以後，就不攻自破。

畢竟甲骨文的存在，已經明確證明商代的存在，表明中國歷史還可以提早。

不過殷墟終究還是沒有辦法解決夏文化的存在。

而顧頡剛引用古文，說大禹可能是條蟲，但這位老爺子也沒有否認夏的存在。

然而，鄒衡先生為啥偏偏去糾結這些啊？

他的課堂上為啥要講述這些。

原因很簡單。

因為他上的就是商周考古。

而商周考古就是在研究這些課題。

畢竟，57年北大考古專業還把商周考古放在中國歷史考古課程上講述。

既然提到殷墟，提到甲骨文。

鄒先生自然而然，也不會只提顧頡剛，他還提到郭沫若郭老。

“我當年轉入史學系讀書的時候，向達先生就向我推薦郭沫若先生的諸多著作，這些著作對我有著極大的影響，我甚至花了一年時間，死啃郭沫若先生的《卜辭通纂》、《兩週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等學術著作，才基本上掌握了有關甲骨文和金文有關的知識。當然，以我的甲骨文功底，很能在短短的一年內全部讀懂這些學術著作，但是我仍然從中發現他在中國上古史研究中有三大難題沒解決，致使他終身遺憾。”

說到這裡，鄒先生問臺下眾人，“大家有人讀過郭老的書嗎？比如他的這些甲骨文作品。”

又是一次集體不約而同的搖頭。

鄒先生也不意外，“你們往後可以讀一讀的，比如蘇亦，他年紀輕輕，就掌握了不少甲骨文，通讀郭沫若以及王國維兩位先生的諸多甲骨文著作，這可是非常了不起的功底。”

說著，他有望向蘇亦，“那麼蘇亦，你知道郭沫若先生還有那些難題沒有解決嗎？”

蘇亦搖頭再搖頭。

他當然知道。

因為他曾經翻過郭老的書，說通讀甲骨文那是扯，但讀過卻是真。

不僅如此，他還讀過鄒先生的諸多著作以及傳記。

鄒先生的這些疑惑，他就算不讀郭沫若先生的書，僅僅是在鄒先生後世的相關文章中就曾多次提及。

不過這是作弊得來的。

不是他自己的總結。

蘇亦當著本尊的面，自然不好意思說。

再說，鄒先生也只是習慣性提問，也不是想讓他說。

不然早就讓站起來回答問題了。

那麼為何有這麼一問呢？

自然是講課技巧。

就是給同學們一個印象。

你們的小師兄那麼厲害了，他都不知道這個問題，那麼我作為老師講給你們聽，你們就要更加註意聽。

此刻的蘇亦，完全就是被蘇亦拿當工具人。

既然是工具人就要有作為一個工具人的覺悟。

不逾越。

不然，你站起來回答問題爽了。

老師咋辦？

老師也要爽啊。

你不能讓老師如鯁在喉，憋在心裡難受吧。

於是，蘇亦很聰明的搖頭。

臺下的學生，顯然是不知道，剛才那對視的一秒，實際上是刀光劍影，他們小師兄在跟鄒先生，已經交鋒數個來回。

好吧，這段說的有些誇張。

但事情大致就是這麼一件事。

把蘇亦拿來提溜一圈後，鄒先生開始公佈答案。

開始講述著郭沫若先生未解決的三大難題。

“一、殷商前期，他在研究中國青銅時代分期時，僅僅提到濫觴期大率相當於殷商時期，而未作任何解說。”

“二、先周文化，他研究西周銅器銘文時，不只一次地說到，周武王以前的銅器一件也沒有而感到遺憾。”

“三、夏文化問題，他認為夏代不會有多麼高的文化，有的只是一點口頭傳下來的史影。”

好端端的，鄒先生為什麼會提到這個三個未解之難題。

就在學生們疑惑之際，鄒先生開始說，“我當時存在一種幻想：這三大難題固然在古代文獻和古代文字中都不可能得到解決，是不是能在考古學中求得解決呢？從此，我便肩負這三大難題走上了考古的征途，並且決心為此奮鬥一輩子！原來我本想專攻古代文字，現在看來，古代文字既不能解決這三大難題，況且古代文字又是一項專門學問，我不可能兼顧二者，只好捨棄古代文字而專攻考古學。”

“那麼後來我是怎麼解決這個問題的呢？就是看書，讀研第一年，圍繞著這兩大困難，首先在書本上尋找方法。除了中外考古的一般書籍外，特別注意在中國考古學方面查尋資料。在當時，中國考古學的圖書還不多，找來找去，只有四套圖書是值得認真閱讀的，這就是《安陽發掘報告》、《中國考古學報》、《城子崖》和《鬥雞臺溝東區墓葬》。可是，我讀來讀去，只覺得似懂非懂，根本抓不住重點。後來我才知道，這主要是因為我還沒有參加田野發掘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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