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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初三的時候，劉備在晉陽集結上黨、太原、西河、河東、雁門、定襄、上郡、河東、弘農九郡郡兵，加之鮮卑、匈奴義從共九萬兵馬，自平城出發。

此行的目的雖是為公孫瓚解圍，可劉備並未急於東行。此次出兵，劉備的戰線拉得太長，沿路不只要面對袁紹一州，還要考慮北面的軻比能，東面的蹋頓，稍有不慎，便會落得一個退路斷絕，三面受圍的困境。從大局上而言，此戰對劉備的考驗遠甚於公孫瓚。

好在段煨臨機應變，已在戰前臨時奪下高柳、馬城、寧縣、廣寧等燕山要地，並且奪下居庸關這一幽州的北大門。故而劉備便在馬城稍駐，一面修繕工事防禦鮮卑，一面與袁紹去信勸其南歸。

其信由孫乾代寫，其文如下：

“夫牧伯者，國之重臣也。先帝以九州喪亂，干戈連歲，地爛民焦，唯行殊事。於三州設牧伯，令賢人守之，以望守禦一方，休息黎苦。原冀州牧韓馥，縕德深粹，履行高潔，忠肅在公，慮不在私，故受重任，弘濟河北。君以高門之名，行卑鄙之事，攜武自重，奮私侵逼，乃得節杖，忠臣喪於裁刀，禍亂起於河北，豈無負先帝之意，太傅之英？”

“朝廷雖知韓公屈枉，然時值涼亂，關西頹唐。以君四世之遺澤，十載之賢望，姑且勉之，委君州牧之職，心腹之任，爾來四載有餘。後以趙司徒東巡，解兩州之鬥，平河北之亂，所圖者何哉？無非復彌民生，盡思定之能，防安危之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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