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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朝初期，一直到明朝中後期，對於武將的防範和限制可以說是非常嚴格。

但總體來說，還是文武互相牽制，所謂「位軍者不得計餉，計餉者不得位軍；節制者不得操兵，操兵者不得節制」。

也就是把財權、練兵權、指揮權剝離開來，分別由文官和武將掌握，形成誰也不具備對軍隊的絕對控制的局面。

但到了明朝末期，在內憂外患之際。大明的封建統治者垂死掙扎的姿勢，與歷史上的東漢、唐朝、元、清朝末期沒有什麼兩樣，那就是對武將的權力下放。

權力下放，就意味著武將有了軍閥化的可能。不管是東江鎮，還是遼鎮，其實都出現了地方軍閥的傾向。

兵興以後，有言天子者曰：「今日不重武臣，故武功不立。」

東江鎮僻處海外，天啟帝不設文官監軍，賜毛文龍尚方寶劍，可以說是給了東江鎮成為軍閥的合適土壤。

而郭大靖的所作所為，無疑加快了這個程序。但對他來說，並不後悔，甚至是有意為之。

在明末，如果獨立性不強，不被袁崇煥弄死，也要被崇禎，或者是朝堂大老、東林君子們搞殘。

也正是東江鎮不斷地向獨立自主發展，也才有與歷史已經完全不同的改變。

建虜才會被壓制，頹勢盡顯，成千上萬的剃頭人和京畿百姓，才避免了作奴隸，被苛待，甚至是任意打殺的悲慘命運。

如果不出意外，改變命運的將是整個大明的子民，以及華夏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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