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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政治問題的根源都是經濟問題,同樣無法解決的經濟問題,十有八九也是政治問題。
無巧不成書,西面的甘鎮和東面的韓城出現的問題出奇一致,都是因為經濟問題。
其實在正常彙報公文之後,甘肅巡撫張應辰另外給張順附了一封私信。
私信的內容正如和張順、洪承疇、呂維祺、錢守廉一干人猜測那般,這幾處土司造反,還真是與茶馬互市有關。
原來大明開國之初,北方殘破,百業凋敝,是以茶貴馬賤。
“凡上馬每匹給茶四十斤,中馬三十斤,下馬二十斤。”
等到洪武二十二年,一向“摳門”的朱元璋都不得不下令:“詔茶馬司仍舊,準其定價。”
“上馬一匹與茶一百二十斤,中馬七十斤,駒馬五十斤。”
隨後,隨著時間的推移,馬價愈高,茶價愈賤。
究其根本原因,是牧民生存環境惡劣,無論是人口還是牲畜都孳生緩慢,比不上內地的發展速度。
隨著四川、湖廣等地穩定下來,大量茶葉被生產了出來,而番地牧民消費市場並沒有顯著擴大,馬匹的畜養也沒有大量增多,所以導致茶賤馬貴,朝廷“官法”得不償失。
官收官運官售的“官法”敗壞以後,剛巧名臣楊一清任三邊總督,又嘗試採取“招商中茶”法。
其法即為招商運茶,每一千斤茶,運至茶馬司,給銀五十兩。
其中茶錢二十五兩,加工和運費二十五兩,商人有利可圖,而朝廷亦有利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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