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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三：天候、地理

有一種學術觀點認為，大唐中前期之所以繁榮，與當時適宜莊稼生長的天候有關。

而天寶年間，有清晰的記載：尤其是關中地區，多為雨澇。

這些肯定會對糧食的豐收有負面影響，畢竟傳統農業一直就是靠天吃飯的。

但造成杜甫身在關中地區，還身任小官職的前提下，發生了餓死小兒事件的，肯定不止是天災。

貪賄。這是大唐不能規避的問題。比如王鉷，於朝廷而言，這是個政績頗豐的大功臣。但於官政、吏政，于軍鎮（如朔方地區徵收賦稅就很重，也造成諸族在此的不斷叛亂）、於百姓而言，他是一個大惡人無疑。

目前看到的文獻，以敦煌遺書的出土最為清晰。唐代的糧食畝產，大致在百斤上下。

也有說能夠達到更多的，比如近兩百斤。但要注意的是，田地在大唐也是多季節生產了。比如，種了小麥之後，可以種豆類。

多數文獻證明，畝產小麥或粟，百斤左右是差不多的。這是百姓的基本口糧，風調雨順自然好一些，但遇到天災後，因為繳納租稅是固定的，百姓的生活困苦可知。

史書記載“盛唐時，達到鬥米二文；開元時期，鬥米五文”。

這裡面要辨明的是：豐收地區的糧價與一般地區的，肯定不同；這個月與下個月的糧價，肯定不同。

所以，這至多是一個政績的標杆，未必能夠作為當時社會的持久衡量標準。呂思勉先生的著作中，有這樣的觀點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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