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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從來都是妥協的藝術，兩害相權取其輕。

在郭榮看來，自己麾下的伐唐大軍缺糧少錢，自然就要從各地州縣徵用。

即便剛收復的淮南七州皆遭遇了兵災，百姓倉稟皆不豐足，而且錯過了春種，夏糧也很成問題。

在三月初，郭榮對新收復的七州頒佈了詔令，嚴令各州駐軍和官員不得驚擾百姓，並免除七州百姓除了夏秋兩稅外的一應苛捐雜稅。

而且為了籠絡七州人心，郭榮甚至不就地徵召百姓強攻壽州，而是從周朝腹地調民夫來參與攻城。

在派竇儀去淮南七州徵收錢糧之前，郭榮早就派出了御史臺的十幾名御史，趕赴河南山東各州縣徵調糧米。

這些御史在去年的限佛新政中立下大功，郭榮對他們期待頗高。

只是這些御史至今成效不顯，從各州縣運來的糧米遠趕不上週軍消耗的速度。

所以不得已之下，郭榮只能委任竇儀為行在三司使，赴新收復的淮南七州徵調錢糧。

相比十幾萬伐唐精銳的安危，這七州百姓的溫飽，自是不值一提。

皇帝作為政治首腦，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做取捨，郭榮未做過多思索，就認定伐唐大軍是天平兩端更重要的一端，並捨棄了自己先前定下的仁政策略。

而在李延慶、趙匡胤和馬崇祚三位滁州主官看來，滁州百姓的溫飽卻更加重要些。

三位主官也很清楚，從國家層面考慮，伐唐大軍的重要性，必然遠超滁州這一州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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