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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溥身邊的親近人士都知道，他醉心於編史。

為了編史，就必須要收集史料。

這年頭又沒有圖書出版社這樣的機構。

在周朝國子監的刊印九經發行前，就連九經這樣的儒家經典都只能靠手抄。

倒是有類似於圖書館的機構，譬如朝廷就設有昭文館、集賢院、史館這三館，掌修史、藏書、校書之事宜。

在這三館中，存放著大量珍貴史料以及歷朝歷代的文獻、詔令、奏議等。

所以古代大部分編史者或多或少都會帶些官方身份，因為只有依靠國家力量才能閱讀到珍貴的手抄史料。

王溥的宰相身份為他編寫《唐會要》帶來了不小的便利，他能夠自由出入三館，查閱他所需要的史料。

但此時是一個分裂的時代。

中原王朝與南方各個割據政權時常處於敵對與戰爭的狀態。

這導致南北方的官方交流數度斷絕，北方編史者幾乎無法接觸到南方的史料。

不光如此，即便是此時的中原王朝也存在著大面積史料缺失的問題。

唐朝末期的長安城那真是誰都能進，義軍、亂兵、異族輪番蹂躪唐都長安，致使長安收藏的大量珍貴史料在戰亂中遺散。

從唐末到如今的周朝，短短六十年間歷經五次朝代更迭。

每一次朝代的更迭都會導致都城大亂，這令本就不全的史料愈發遺散，甚至失毀。

王溥在整編《唐會要》時就常常面臨找不到對應史料的困境，如今聽聞李延慶在滁州得到了一批南方的縣誌，他頓時雙目放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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