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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種意義上來講,祖龍執掌乾坤的時期,是歷代商賈社會地位的巔峰。
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列舉了從上古到西漢的三十多位大商人。
其中,烏氏倮、巴寡婦清、蜀卓氏、程鄭、宛孔氏等5人均為秦始皇時期的富商。
但自秦以後,兩漢已經開始有“重農抑商”的趨勢。
到了王莽篡漢後的東漢,更是愈發嚴重。
劉秀吸取王莽的教訓,不僅恢復了呂后設計的五銖錢,而且逐步廢除了均輸法和中央政府鹽鐵專營政策,使得中國工商業在東漢初年快速恢復。
到後世子孫時,東漢朝廷卻糾枉過正。
雖然沒有放棄鹽鐵專營,卻把專營權從中央政府下放到地方政府,結果造成了豪強地主坐大。
幾百年下來,到了如今東漢末年,天下各州只有大地主,以及大地主兼職的商賈。
似戰國時期呂不韋那種傾覆郡國的鉅商,已是再難出現。
聽到趙縣本地最大的米行名叫“糜記”時,王政心中已是一動,瞬間便聯想到劉皇叔的那個便宜大舅子。
要知值此亂世,米行在天下各個郡縣,便是最為重要的貨鋪。
獲利最豐,牽連最多。
一個外地的商行,異地經營壯大需要打通多少關節暫且不說,便是能在本地豪紳的勢力阻礙下能開張迎客,已是殊為不易。
而糜記米行便是做到了此等非比尋常的成就。
不但沒有關門大吉,還做到了趙縣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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