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茹瑺在奏摺的最後，講述了忻州之事，併為自己向百姓低頭請罪，末了還不忘加一句“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自我辯解的話。

這都把曾子大佬搬出來了，不給面子也得給面子了，要不然“弘毅”的是他茹瑺，不“弘毅”的就是自己。

當官的犯了錯，給老百姓道歉，在朱允炆看來這是極正常的事。

畢竟後世見多了，為人民服務嘛，服務不周到的時候，總需要低個頭，道個歉，然後皆大歡喜，來年該幹嘛還是幹嘛。

甚至還有一個有著“躬匠精神”的島國，讀了錯別字要道歉，貪了點錢要道歉，造了假也是會彎腰，弄點核廢水大家一起品嚐，也不過是九十度鞠躬的事。

看茹瑺的忻州道歉與松崗講話，即解決了黃家的煤礦山問題，還化解了百姓對朝廷的矛盾與不信任，擴大了影響面，提高了朝廷形象，這丫的就是一場完美的政治公關啊，何罪之有？

不過這只是朱允炆“後現代”的思維與認識，對於大明官員來說，什麼問題、矛盾都不如臉重要，臉就是正義，就是活著的意義，你丟自己的臉，那是個人的恥辱，但若是丟集體的臉，那是你找死。

朱允炆給太后、馬恩慧等人解釋了下，便與顧三審離開後湖，於中軍都督府內召見解縉、鬱新、鐵鉉、徐輝祖等人，將茹瑺的密奏交給幾人，道：“你們認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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