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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經的人才之論，通篇都沒有關於儒臣的作用，張煌言感覺鄭經的思想夾雜著法、墨之學，甚至還有楊朱之學。

這是一個很危險的思想，鄭經的言論裡，充滿了實用主義，那就是什麼好用就用什麼，也不管百姓的思想是否會混亂。

若是按照這樣的思想去治國，那天下百姓就會變得只知逐利，而忘記道義，天下百姓人人逐利，這天下豈不是變成了到處銅臭之地。

“世子！按照你這樣的做法，天下人人逐利，道德淪喪，再想重塑道德可就難了啊！”

鄭經對於儒家這種愚民的論調不屑一顧，反駁道：“管子曰：‘倉稟足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說明老百姓只有生活好了才能知禮守禮。”

“老夫不反對管子的這句話，但是這句話卻不是絕對的，那些為禍一方的紈絝子弟，哪一個不是錦衣玉食，這些仗著父蔭的混賬哪一個不是幹著喪盡天良之事。”

“還有法律這個武器，只要法律健全，只要有人敢以身試法，那就別怪法律的無情打擊，不管是誰觸犯法律都是一視同仁。”

張煌言心中哀嘆，果然法家那一套嚴刑峻法來了，若是法家真的好，秦也就不會二世而亡了。

“秦奮六世之餘烈一天下，然卻二世而亡，因此嚴刑峻法並不能給天下帶來安定。”

“寡人與先生的觀點恰恰相反，秦之亡非亡於嚴刑峻法，而是亡於有法不依。若是依法治國，趙高早已被斬殺，何來後來的趙高亂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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