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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用來抽樣的田地及收成，能否代表整個關中的平均田地產出。

李曄隨便派錦衛下去打聽一下，便獲知，戶部實際只取了三塊田地做樣本，且這三塊田地分別來自萬年、長安和涇陽三縣，全是京師周邊最富庶之地。很明顯，戶部官員並不是想統計出更準確的資料，而是想多給自己這個天子報喜。

其次，各縣報上的水田數，是否屬實。

每到歲末，便也是考核各司各地官員政績的時候，俗稱「大考」，考核結果共分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也可簡單分為上、中、下三等。若得上等，便具備了被提拔的資格；若得中等，可留任或調動；若只得下等，輕則降職罰薪，重則直接罷免。

李曄親自參與了考核標準的制定，他摒棄了原有的「四善」「二十七罪」那一套，一切以實績為準，並著重點出農桑、鄉練、賦稅三條，以為首要考核點，隨後吏部按天子的要求制定了全新的考核標準。

當時李曄便有預感，自己這種重成績、輕德行的做法，必然會導致下面官員、尤其是地方官員虛報政績。這幾乎是必然的，不可避免。

可什麼叫德行，又如何量化，如何評價？且不說德行二字，一直都是壟斷話語權的門閥大族手裡的最有力工具……如今這個惶惶亂世，容不得摻雜太多虛無的東西。遙想東漢末年，曹操踐行「唯才是舉」，才是最明智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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