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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沉憶辰想要實現人格平等，是用潛移默化的方式去挑戰千百年來高高在上的皇權，那反駁楊鴻澤“與民爭利”這條彈劾，就是沉憶辰明牌去剝削士大夫階層的利益！

說到宋明士大夫階層經常反對的“與民爭利”，那麼首先就得弄明白這個“民”到底代表的是誰。

普通的底層老百姓？還是說士紳階層？這些都得從封建王朝階級劃分的本質說起。

“士農工商”這個最初的排序，其實是有一定的科學道理，士大夫階層與天子共治天下，身為統治者天然地位要高於其他階層，這點是毫無懸念的。

“農”排第二的原因，就在於生產力落後的情況下，小農經濟決定著國家的命運，但凡田產收成出現了什麼意外，輕則國之動盪，重則會出現亡國先兆。

至於“工商”兩者，在生產力沒有達到一定程度之前，都是屬於邊緣的範疇，對於統治者來說無關痛癢，實在不行退化到原始的以物易物，也能維繫著國家的穩定。

但是封建王朝歷經千年發展之後，特別是明朝中後期江南手工經濟爆發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那麼“士農工商”這套排序就已經阻礙了社會的進步，甚至演變為了一道枷鎖。

絕大多數的老百姓被“囚禁”在土地上面，一輩子都只能當一個老農，生產資料跟工具全盤被更為強大計程車紳階層掌控，他們事實上成為了“商人”利益集團，演變到了“士商”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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