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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衣冠南渡、東晉立國江南以來，南朝政權便一直存在著一種荊揚對立的政治和軍事格局，即就是駐守上游荊州的往往都是軍事強臣，從而與建康的中央政權形成一種對峙狀態。

這樣的情況，哪怕是之後中央朝廷往往以宗室出鎮上游的分陝重地也並沒有得到太大的改善。諸如梁武帝蕭衍就是從上游出發，取代了南齊政權。

在荊揚這種雙頭政治格局之下，勢必需要一個平衡點才能帶來一定的穩定性，而位於兩地之間的江州往往就扮演這樣一個角色。像是東晉時期先後鎮守此地的陶侃、溫嶠等等，就發揮著類似的作用。

當然這是在南朝政權疆域領土尚算完整的情況下，而當遭遇外敵入侵，上游重鎮接連失守，那麼江州就成了抵禦上游外敵的前鎮。

江陵陷落之後，下游的南梁諸方勢力也是經過了一段時間的混亂才勉強形成了一個新的秩序，以梁帝之子晉安王蕭方智為監國，實際則由太尉王僧辯掌管軍國大權。

秩序雖然是初步形成了，但王僧辯也難以立即便率領大軍西去、收復江陵失土，再造梁家國祚。因為淮南重鎮合肥已為西魏所佔領，一旦王僧辯大軍自下游輕出，便不免難以兼顧首尾，可能連下游的領土都要丟失。

更不要說就在江陵失陷之後不久，北齊便派遣使者前來態度強橫的交涉討還廣陵，交涉未果之後更是直接出兵圍困廣陵，這就讓下游諸軍更加不敢擅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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