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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一道六百里加急的奏摺從濟南發出，到了次日中午，就被送到了乾清宮的案頭。

已經八十二歲的乾隆看完劉墉的奏摺後，又拿起早上剛從濟南發來的一份密報細細看了，枯著眉頭來回看了兩遍，才讓太監把劉墉的那份摺子遞給了立在御案前的嘉親王顒琰，沉聲道：“你們幾個都看看。劉墉的看法是北海賊這次入寇東省，很可能就不走了！”

劉墉猜的沒錯，乾隆的確在他身邊安放了密探，而且不止是濟南，連諸城槎河山莊也有。“尚虞備用處”有自己專門的通訊渠道，不走朝廷驛傳。

別看乾隆表面上對漢官恩寵不減，實際上自從汪中他們八個投效北海鎮，他便對朝堂中的漢人重臣和地方督撫加以嚴密監視；而自三年前趙新劫獄後，這種防範與戒備之心更甚。

雖說自康熙開始，滿清的皇帝佔據了“治道合一”的位置，掌控了政治乃至文化的話語權，滿族人也接受了儒家文化的融合，底層滿人日趨漢化，但上層貴族們一直是“融而未化”。

清朝歷代皇帝自始至終、反覆不停的告誡旗丁“國語騎射，是滿洲根本”，對皇室子弟吟詩做賦，通常是嚴加斥責。就是怕自己跟契丹和女真一樣被漢族同化，最後泯然於世。

要知道在中國這樣億萬漢人佔絕大多數的國家，一個只有五十萬人口的少數民族要想維護高度集權化的帝制，必須依賴一種強有力的權力表述系統，即強調滿洲的血統高貴和獨一無二的特性，如此才能穩定統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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