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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國峰一點都不喜歡英國人。論討厭程度，僅次於日本人。

就跟另一時空的那個“共榮圈”一樣，十八世紀末的英國學者埃德蒙.伯克從基督教普世主義出發，率先構築了學術陷阱，提出了所謂的“文明使命論”。

照此論調，英國人的殖民統治推動了亞洲和非洲的歷史前進，將亞非帶離野蠻時代，為亞非帶來和平、人道和符合文明標準的生活方式。而中國人被貼上了骯髒、懶惰、不誠實、欠缺原創性，沒有發明任何文明的民族，缺乏文化成就或者恢弘的宗教的標籤。

這一說法至今還讓不少國人津津樂道，甚至表示感謝。真特麼不知所謂！

一個靠著海盜劫掠出身的國家，仰仗著大航海和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成果，一手往中國賣鴉片，先後發動兩次鴉片戰爭，搶走海量的白銀；另一手在錫蘭培植紅茶以減少對中國茶葉的依賴，由此將中國這個兩千多年的貿易順差國變成了赤字國。

光是搶劫不算，還厚顏無恥的用宗教和工業革命的成果美化自己，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將其稱之為“民主和先進”；用政治強權和學者為自己的侵略行為背書，還特麼系統性的創造了“閉關鎖國落後捱打”的理論，搞到被侵略的一方在百年後都深信不疑。

如果真的閉關鎖國，海量的白銀是怎麼源源不斷的流進中國的？恰克圖和廣州的貿易額是如何年年增高的？葡萄牙人、荷蘭人、英國人為什麼非要往廣州販運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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