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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皇帝與壞皇帝，在大一統的古代王朝中，一直屬於集權體系中的巨大的影響因素。

大朝廷、小地方，大朝廷、小市場，富朝廷、窮萬民。

這種體系之內，集權的君主權力不受制約，好皇帝與壞皇帝，就顯得格外重要起來。

春秋時期的孔子講究克己復禮，範圍是針對整個貴族階級。

此後獨尊儒術後，儒家理論就開始對“聖君”的標準進行設立，三代之治、廣開言路、仁義愛民、虛心納諫、有過必改等等，這些都被譽為是聖君的必要操行。

儒家做出這許許多多的定義，就是希望不會出現壞皇帝，不會出現驕奢淫逸的害民之君。

這就是儒教的思維侷限性，他們知道君主集權專制存在問題，可卻從未想過，改變這個體系。

因為士大夫也是這個體系的受益者，他們更多的想法是，不能讓其餘群體來分享權力。

所以大朝廷這種傳統，一直被很好的保留了下來，失去這個大前提，不管臣子還是平民，都會陷入無措之中。

只是在朱元璋再度集權後，大明不似唐宋時期。

大明計程車大夫可以要求皇帝，卻制止不了皇帝，大明將近三百年的國祚裡，出現的權臣一隻手數的過來。這種權臣，也真不能算是能篡國的權臣。

而且士大夫們也不能保證自身不腐化，其中出現敗類是常態，往往都是一群人陪著皇帝一起敗壞江山社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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