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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陽明在華容縣待了半個月，期間一直講學，還有就是與劉大夏論道。

一番思想上的交流，讓二人都受益匪淺，對各自要做的事，也更加了解，也達成某種默契。

他們對悟出的名教問題，心照不宣的選擇緘口，都沒有直接表露出來，反倒是希望用“中學為體，黥學為用”這個藥方，來將名教的病症給醫治好。

無論是劉大夏還是王陽明，抑或是歷史上出現的諸多先賢，他們都發現儒教存在的問題，卻同樣沒有辦法和魄力，去將其斬斷！

因為重建一個學問體系太難，尤其是這個學問體系，乃是治國、治世、治民的學問。

從春秋時期起，孔子便提出修身治國平天下，自漢代獨尊儒術，儒教便是融合百家。

外儒內法和郡縣制，便是歷代王朝治國理政的根基，也是從漢代開始，三代之治成為天下儒生的共同追求。

而隋唐的科舉制，更是將這個體系，推向極致的穩固，也讓文人士大夫階層，同權貴開始分庭抗禮。

直到宋代重文抑武后，儒家士大夫奪得道統，與代表帝王世俗權力的政統二元對立。

士大夫與君主共治天下，這句話的前提就是，名教的地位穩固如初，名教推行的三綱五常、聖賢之道，依舊是道統的最高解釋權。

名教與士大夫，早已經共成一體，同整個朝廷也共生，與天下萬民，同樣是割捨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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