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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安皇宮後殿的氣氛有些沉悶，在座的除了趙昺，還有陸秀夫、文天祥和王應麟，及兵部尚書陳任翁、樞密院副使韓振列席。這次會議應該算是特別會議，專門商討‘閬中事件’的應對之策。

此時兩份文卷在幾個人手中傳閱，一份是川蜀制置使劉師勇及第十軍都統張達兩人關於閬中事件始末的聯名上書和一份來自蒙元方面的所謂‘捷報’。而在趙昺手中還有一封來自事務局川蜀站的報告，這份報告是在‘閬中事件’發生的次日第一時間就透過自有渠道傳回了臨安，比之蒙元朝廷獲悉還要快上兩日。

來自現代的趙昺同樣清楚通訊的重要性，他在收復江南後就利用蒙元方面設定的完備驛站系統重建了自己的訊息傳遞網路。同理，每收復一地最先恢復的就是驛站系統，以便朝廷能夠在獲知後儘快做出反應。以致軍中皆言，最快的船和最好的馬都不在軍中，而是歸驛傳系統所有，可驛站就是皇帝家的產業。

所以趙昺已經透過事務局方面最先了解到閬中事件的內容，但是探子們終歸不是軍事出身，對於戰鬥經過描述的有些含糊不清，但也足夠他對事件的性質做出判斷。而劉師勇兩人的上書則詳細描述了戰鬥的始末，更為專業，也便於判斷失利的原因。

結合三份報告，可以看出事件的發生是件有預謀的，而主要原因則是來自於蒙元方面的內鬥和汪氏對利益的爭奪。因而起因絕非是汪惟孝所稱的是突發事件，也不是劉師勇所說的雙方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發生的遭遇戰，應該算是件政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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