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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昺意識到群臣此時上書是擔心自己對待北儒強硬態度可能會摧毀中原儒學根基，斷了千年傳承。而他考慮的是那些儒士們造反難以成功，但是給你添亂，製造些麻煩卻是十分在行的，而他在江南時早已經領教過了。

在古代資訊閉塞的時代，這些儒士是有著超然的地位，尤其是在更為封閉的農村，他們維護著鄉里傳統，可以左右地方輿論，擁有很大的號召力。而他們若是對新政權不滿，自己又對其採用懷柔政策，則很難打破固有的傳統，從而威脅到自己的統治。

另一方面，趙昺知道蒙古侵入中原時對儒士的政策還是十分友好的，尤其是對那些名儒大家進行拉攏和利用，並贏得了儒士集團的信任，從而為其服務。而這當然也是出於維護自己統制的需要。

趙昺知道其中主要是因為興起於漠北，由於他們遊牧民族的特徵，從而使蒙古人依靠軍事征服的辦法而建立統一的大帝國，其文化素養在很多時候較之被其征服者可能顯得落後。所以成吉思汗和蒙哥從歐洲回師東向、征戰中原的時候，就注意網羅漢族知識分子或已高度漢化了的少數民族知識分子以為己用。

蒙古人早期耶律楚材、元好問、郝經、郝樞、楊惟中等人接觸了儒學，以為此助於蒙古人的統治，開啟了漢化的過程。忽必烈總領漠南漢地軍國庶事由漠北南下，駐帳於金蓮川，建立了蒙元史上有名的“金蓮川幕府”，這些儒士成為其的重要幕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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