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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小禮而無大義，島國學習的是大唐文化，而在宋的時代，中原文明有過明顯的分野。

有人認為宋之前，中原文明是禮與器的時代，在宋之後是禮與理的時代。禮與器的時代，是器具按照禮的秩序擺放，每個器都有自己的含義，是禮的體現，比如祭祀品、衣服、建築、禮節等等，都是要體現禮的。

禮其實就是階級劃分，唐朝屬於貴族玩佛道，寒門弟子玩儒家。在唐朝，寒門弟子肯定是玩不過貴族的。所以島國學的就是禮與器的文化，而大唐也是禮與器最後的巔峰了。

不管是大漢末期的黨錮之爭，還是大唐末期的牛李黨爭，其實是皇帝和宦官對豪門，以及豪門對豪門。

到唐末，貴族死了很多，宋朝之後，豪門衰落，出現了士大夫對士大夫的黨爭局面，開始嚴格區分君子和小人，而君子和小人不用器來區分，而是用理來區分。

理，不簡單是道德，不簡單是仁義，而是包含了仁義禮智信等所有的屬性，是一種萬物內在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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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有這樣的變化，其實和春秋思想家反對器是一個道理，春秋反對器，是因為‘人不如器’的陪葬文化。宋朝反對器，是因為士大夫的出身低位，大部分玩不起器，他們如果也玩器，就是加入貴族陣營，所以他們不能玩具體的器，得玩虛的理。

這樣一來貴族也沒辦法把握話語權，貴族可以有錢，可以有華美的衣服，可以有很好的儀態，但他們無法把握話語權，因為貴族的錢、衣服、儀態不符合天理，屬於人慾。而士大夫最重要的就是存天理滅人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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