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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為了征伐南唐（江南）能夠師出有名，後周朝廷在藉口南唐（江南）涉嫌參與刺殺宋國公王崤峻的同時，還需要下旨讓李煜進京見駕，以便在對方拒絕遵旨而行時，可以再給對方加上一條抗旨不遵的罪名。如今，對後蜀的征伐，這一切預先的謀劃卻都不需要了。在後周的威壓之下，心中不安的後蜀君臣下了一招與當初南唐（江南）君臣差不多的臭棋，竟然去和契丹這個已經被北平軍前幾年一連串的打擊搞得半死不活的勢力結盟，希冀能夠利用對方牽制後周的力量，以達到保住自己那一畝三分地的目的。

不過，李煜君臣當初儘管也是四處撈救命稻草，可至少他們還知道小心行事，在挑選結盟使者時多少還考察了一番，派出去的還都是對南唐（江南）朝廷、對李煜忠心耿耿之人。雖說其行為也均被“暗羽”相關分支機構偵知，但至少沒有讓後周朝廷拿到實實在在、不容抵賴的證據——這也是後者不得不用一條抗旨不遵當出兵理由的重要原因。

相較而言，後蜀孟昶君臣在這方面就要差上許多。如果說，他們明知道當初契丹人在收了李煜的重禮，並在口頭上答應在必要時會對其施以援手，最終卻坐看南唐（江南）滅亡而毫無反應的情況下，依然派人去和前者談結盟、談攻周，還可以解釋為“病急亂投醫”，解釋為孟昶和他的一班手下在應對危機時能力不足。那麼，在選擇前往契丹談判結盟事宜的使者時，放著那麼多的文臣武將不去選擇，偏偏選上了一個早就心向大周，一到開封便跑去告密的趙彥韜當副使，就不能不說孟昶和他的一班肱股重臣們既沒有識人之明，也缺乏御下之術，根本不配做一方諸侯。也正是由於後蜀君臣的這一連串臭棋、敗筆，才使得其求援不成，反而將自己圖謀不軌的依據、鐵證送到了後周朝廷手上，使對方可以名正言順的出兵討伐，連“不奉詔旨”的戲碼都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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