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曆史學家，湯因比曰：“假如讓我再活一次，重新選擇出生的城市，我會捨棄二十世紀的倫敦，選擇七世紀的長安。”

美國漢學家伊佩霞也曰：“與二十世紀前，中國歷史上任何其他的時代相比，初唐和中唐時期的中國人自信心最強，最願意接受不同的新鮮事物。這個時期的中國人非常願意向世界敞開自己。”

英國曆史學家韋爾斯更是同樣曰過：“第七、八世紀，中國是世界上最安定最文明的國家。當時的歐洲人民尚處於茅舍塢壁的宗教桎梏之境，而中國人民的生活卻已經進入安樂慈愛、思想自由、身心愉悅的境域。”

就連李治家老頭，李世民也說過類似的這麼一句話：“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

未央宮中，此時李治躺在御座之上，兩隻腳敲在面前的書桌之上，雙手抱著頭，仰躺著，心中想起前世之人對大唐的評價，心中無比感慨慶幸。

穿越啊，本就是一件不好不壞的事，也幸虧自己來到的是盛世大唐，不是強漢，也不是明清。

雖然大唐沒有強漢霸世無與倫比的氣魄，也沒有明清的四大名著，社會經濟的繁榮昌盛，但卻有整個華夏兩千多年封建王朝中，最具世界主義色彩的大唐精神。

國家不夠強力，李治可以勵精圖治，文化經濟不夠發達，李治也可以靜下心，狂出金手指。

但唯獨這胸懷氣勢，這朝野天下植根於本性中的主流意識風潮，李治卻是隻能引導，潤物細無聲的悄然改變，順勢而為而已，即使這樣，也很可能最後還費力不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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