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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番慷慨激昂的論述，真是行雲流水，精彩絕倫。

但是在一眾大臣耳裡，卻如同死亡的喪鐘，個個都是大汗淋漓，尤其是山東士族，真是汗流浹背。

其實任人唯賢，任人唯才，甭管昏君、明君都會這麼喊，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可問題是韓藝這分明就是若有所指呀。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氏族志。

這《氏族志》可謂是李世民人生中一大敗筆，他過於的樂觀，也過於的想當然。

當初李世民一邊強調取得政治地位不能靠傳統的姓氏、家庭地位多麼高貴，但轉過臉來又重新規定出民系高低排列等次，使當朝高爵顯位者又得世代相襲。

因此《氏族志》仍是一個抬高士族地位、貶仰庶族地位的“貴族譜”，那麼百姓還是有這個士庶概念。而士族是文化、禮制、經濟的代名詞，並非是官階的高地，那相比之下，百姓當然願意去推崇底蘊深厚的山東士族，畢竟他們的爸爸爺爺都告訴他們，山東士族多麼多麼厲害，而不是那一群開國武夫，所以這麼一鬧，山東士族的名望不減反增。

除此之外，在當時關隴門閥也學習山東士族，互相聯姻，集團日益鉤連擴大，最終形成了足以抗衡皇帝的關隴集團，貞觀末期其實就已經呈現出來了，李世民看明白了這局，但是他也沒有辦法，這才有了李勣這一條暗線。

就李治的角度而言，《氏族志》沒有幫到他任何忙，反而令他多出非常多的困難來，真的是食之無味，棄之不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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