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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對單于都護府軍事動向不作細究，自然有其原因。因為單于都護府鎮守使楊玄基之所以率部離開雲中防區而進入幽州境內，正是出於皇帝的授意。

神都革命以來，朝廷內政方面幾番興廢，外事方面同樣如此。只不過由於陝西道大行臺于軍事外圖方面動作太大，使得朝廷在邊務方面的調整相對就不怎麼顯眼。

此前李昭德主持朝政，在漠南等邊境諸州佈置重兵，雖然沒有什麼實際的戰事發生。但僅僅只是維持這樣的駐軍規模，已經給河北諸州帶來了極大的壓力。畢竟大軍強使於外，資糧窮耗於內，諸州士民因此受累不淺。

所以當李昭德被罷相之後，有關邊務經營的調整也是朝廷經年討論的一個問題。有那麼一段時間，狄仁傑所持休戈養生之論成為朝堂主流。但皇帝包括一些大臣都覺得這樣的政策略顯矯枉過正，特別在行臺武備勤修的情況下，完全放棄軍事上的鋪陳等於將未來局勢走向的主動權拱手讓給陝西道大行臺。

後續一系列的紛爭中，狄仁傑也逐漸的被邊緣化。之後朝廷選取幹員分任諸州，主要方向就在於河北諸州。這些外授刺史們除了除了牧民施政之外，還有一個使命那就是招募健勇、興作團練，以作為朝廷在河北的武備基礎。

這一政策的核心雖然重點還著眼於跟陝西道大行臺之間的東西對抗，但也是結合了朝廷當下的邊患形勢。突厥骨篤祿兄弟復國起來，便成為北面最大的邊患問題。武週年間薛懷義幾次北征突厥，勞民傷財不說，戰果也是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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