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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八年，高務實以新科狀元入翰林院，在一眾大佬的掛名之下，實際主持纂修《大明會典》，其會典之中正有提到恩蔭制度之處，並且根據嘉靖、隆慶兩朝時內閣的票擬和皇帝的硃批(查檔案)，對過去不曾明確的“文臣蔭武”問題作出了規定性說明：

“凡恩蔭世襲，文、武大臣及總兵參遊以下將領剿賊，如遇大敵，能運謀設伏，衝鋒陷陣，建立奇功者，撫按分巡官核實具奏，兵部題奉，欽依升職蔭子，有世襲字樣者俱準襲。”

此條首次明確了文臣恩蔭武職的軍功原則，並開列上報的稽核程式。該法令不見於正德版《大明會典》中，系嘉靖朝以後漸成之例，在萬曆朝被確定(這是個史實)。

說完這些，就到了兩個最關鍵的問題了：

為什麼文臣蔭武的勢頭會止不住？

為什麼皇帝不懷疑蔭官武職的文臣之後？

第一個問題的簡單回答是：問題出在爵賞困難，不足以酬功之上。

明代異姓軍功爵位只有公、侯、伯三等，相比中國傳統的“五等爵”已屬缺制。而自明代開國伊始，絕大多數勳爵即由武將受封，文臣得封爵者屈指可數。

嘉靖以後雖邊事迭起，文臣督、撫多親歷疆場，但勳爵冊封卻又趨於停滯。

其實，朝廷視封爵為重典固然不錯，但過度地吝惜爵賞，反而會使得大臣喪失為國效忠的進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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