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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下人尤其是京師官員以各種心態等著高務實的三板斧時,高務實並沒有讓他們失望。
兩日之後,高務實剛剛完成對戶部各項工作的交接,並審視了萬曆元年以來歷年的戶部度支冊薄,緊接著便有一道名為《稅者取之於民而用之於民疏》上呈皇帝。
當然,奏疏都是先經通政司而到內閣,是以頭一個看到正文的,乃是諸位閣老。
《取用疏》開篇頗有意思,幾乎是原封不動地照搬了高拱當年關於“義利之辨”的說法。
“臣戶部尚書高務實謹奏:《大學》何以言主財?曰:此正聖賢有用之學。夫《洪範》八政,首諸食貨。《禹謨》三事,終於厚生。理財,王政之要務也。
後世迂腐好名者流,不識義利,不辯公私,徒以不言利為高,乃至使人不可以為國。殊不知聚人曰財,理財曰義,又曰義者利之和,則義固嘗不利也。義利之分,惟在公私之判。苟出乎義,則利皆義也;苟出乎利,則義亦利也。”
高務實是高拱的衣缽傳人,以高拱昔日的觀點作為此疏的開篇,政治用意十分明顯。不過,他也不只是出於政治目的,一直以來他也都贊同這一觀點。
高拱提出的以公利辯私利,確實是一種高見。其中“聚人曰財,理財曰義”是批駁宋儒“以名為利”的觀點。
與之相反的,則是高拱賦予了“義”和“利”全新的解釋,也就是上文中所提到的:所謂“義”,就是理財,是管理國家的財貨;所謂“利”,當然就是聚財,聚集人才去創造財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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