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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歷史上高淮亂遼,光是《神宗實錄》裡記載的各路彈劾就有一大串,結果鬧了那麼久才算是終於逼皇帝把這廝召回了——注意,還只是召回,可見要處置他有多難。
然而高務實此時卻說“除一高淮,如屠一狗爾”,這怕不是有些膨脹?還真不是膨脹,高務實要除一個高淮,還真就“如屠一狗”。
這就要說到有明一朝政治體系之下的各方權力變化了,不過這個問題前文已經說明過,這裡不必重複,只說當前的權力格局以及背後的法理基礎。
總的來說,歷史上大明近三百年的歷史,幾乎可以看做是皇權與相權的鬥爭史,帝王在與文臣之間為了國家真正的統治權而不斷拉鋸、尋找平衡。從最初的朱元璋強勢皇權,到張居正“吾非相,乃攝也”的巔峰相權,都真實的反應了這一爭鬥的轉變。
那麼,宦官呢?宦官在這一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宦官的權力變化,見證了皇權與相權之間實力的變化。
因為朱元璋的原因,明朝在開國初期,受到強勢皇權的影響,國家政治清明、軍力強盛。但到了成祖朱棣時期,受制於帝王本身實力的差距,開始尋求文臣的輔助,而為了避免文臣所代表的相權提升影響皇權,便同時採取了勳貴階級與宦官勢力共同來輔佐皇權。
本來,出於權力制衡的角度來看,這麼做也沒什麼太大問題。但是土木堡之變後,勳貴的集體隕落造成文臣一家獨大,進而形成了大明重文輕武的政治格局,國家對地方的掌控出現問題,財政日漸窘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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