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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討論”在政治上是很難辦的，不是你說不容討論大家就真的不討論了，畢竟你高務實又不是皇帝陛下，能夠言出法隨讓人閉嘴。不容討論的前提只能是你掌握著絕對的優勢，對方迫於無奈才不得不閉嘴。

因此，高務實一邊堅持郭樸的諡號必須是“文貞”，一邊極力反對此前內閣定策的對日和談，表示此時談和對大明弊大於利，反而給了日本豐臣秀吉政權以喘息之機。

不要以為這兩件事毫無干係，事實上政治作為一門妥協的藝術，當自己手裡籌碼不夠的時候，就要另外去找一些籌碼過來。

郭樸作為一位承上啟下的首輔，與高拱的關係大抵是蕭規曹隨中的“曹”。高拱既然獲得了至高無上、鳳毛麟角的“文正”，那麼郭樸若不能獲得僅次於文正的“文貞”，則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實學派做得不夠好，是否定實學派那段時間工作的意思。

而如果在高拱這位開創者之後的繼任首輔郭樸秉政期間實學派就已經做得不夠好了，則之後的張四維時代自然也不太可能獲得較高評價，那麼萬一更往後的申時行時代將來被定義為一個優秀的執政期間，實學派的功勞便會被張冠李戴到申時行或者說心學派頭上。

這可不奇怪，畢竟高務實後來的這些大功名義上也是在申時行秉政期間取得的，如果不能在更高層面將實學派這個“本我”和心學派這個“非我”區分開來，若干年後實學派的功勞說不定就真成了心學派的功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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