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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務實認為，有明一代的皇權根本沒有到達所謂“獨c”、“空前膨脹”的地步，這一點除了國事決策的過程可以證實，也可以從大明言官——尤其是原歷史上萬曆中後期他們對皇帝的個人批評，甚至應該說猛烈抨擊可以證實。

其實早在明代以前，中國很多朝代都設有專門的進諫官職乃至相關部門，負責勸諫君主，避免因君主暴虐無道而損害整個統治階級，乃至國家整體利益。

這就是文人所謂的“道”，也是儒家學說中高於一切，當然也是士人心目中高於君主的最終原則，更有意思的是，他們認為這也是“忠”的最高體現。

所謂犯顏直諫，便是建基在這個“道”之上，這也真正解釋了為何敢於直諫者往往為後世冠以“忠臣”之名。

當然，諫官固然有責任勸諫乃至批評君主，但無論是何朝何代，言官進諫都不是為所欲為的，而是有著許多語禁與限制，以明辨君臣尊卑名分的。

蔡明倫在《論明萬曆中後期言官對神宗的批判》中說：“這些戒律(言官進諫時需注意的語禁以及各種限制)包括不得揚君父之惡，嚴禁以下訕上；臣子進諫要‘不可則止’，即在規諫君主時，君主如不採納，必須適可而止；‘非禮勿言’，即臣下進諫時必須注意事理、形式、態度、分寸，恪守禮法，講求進諫的態度和技巧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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