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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當日本完全控制了印度支那幾近600萬噸的全部岀口大米後，它當然就擁有了強迫中國淪陷區居民與之'合作'的武器。

這一武器也非常具體地被用作為控制社會的手段。例如，在1938年9月至1939年10月18日之間，共有數起槍擊日人案。為了報復，日本憲兵封鎖了可疑地區的小弄堂，“將它們嚴密封鎖，在某些地段持續很長時間，以至據說導致數人餓死''。

大米的短缺和物價的上漲，削弱了人們的勇氣，激起了譁然輿論。

1939年8月23日，大米的價格從每擔15元漲到45元。一如慣例，奸商被指責為應對此漲價負責。傍晚，“流氓們”第二次試圖搶劫小沙渡路上的米店，一幫人眾打破了華德路上一家藥店的門、窗，據說那裡貯藏著糧食。

翌日，滬西有五家以上的米店遭到石塊的攻擊和搶劫。雖然政府試圖規範食品分配製度，但是至11月，大部分米店的門口排起了購糧的長隊，以至必須由警察來維持秩序，以避免騷亂。

排隊者主要是婦女和兒童，因為他們有時間等候。1939年12月15日，工部局警務處與一支華人球隊在法租界的逸園（跑狗場）舉行了一場足球賽。在一次犯規之後，一箇中國隊員被罰離場。

而其同伴則隨著他一起離場，致使2萬名中國觀眾湧進場內，拔起了球門的樁柱，並向前來阻止騷亂的警察扔擲石塊、磚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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