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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他覺得汪未經的統治是統一的突擊力量，但他漸漸地對發生的事件迷惑不解。就對待人民的態度而言，領導人的行動是違背邏輯的，無法容忍的。不僅詹國強或者梅思品的人私下議論這一點，而且連76號的特務、汪先生的助手們和辦公廳的人有時也敢於談論這方面的事。值不值得因為逮捕工友而引起世界對自己的反感呢？有沒有必要監獄裡迫害人呢？大規模地屠殺是否合乎情理呢？野蠻地對待戰俘是否有理由呢？不僅機關裡的普通工作人員，而且連詹國強、最近還有常凱申一類的高階領導人也相互提出這些問題。

但是，儘管他們相互之間提類似的問題，儘管他們明白汪未經的政策多麼有害，但他們仍然在認真負責、勤勤懇懇地為這種危害極大的政策服務，有些人服務的技藝還相當高超，具有高度的創造性。他們把總統和他的親密助手們的思想變成了現實政策，變成了具體可感的行動。世界正是根據這些行動來譴責德國的。

一旦確立了自己的信念，確認民國的政策常常是由對這些政策的基本思想持批評態度的人們制定的，李廣元心裡就充滿對這個國家的新的仇恨；這不是先前那種仇恨，而是一種極為強烈的、有時甚至是盲目的仇恨。他內心清楚地知道這一點。在這種盲目的仇恨背後，是對人民的愛；他在淪陷區人民中間已生活了漫長的十二年“實行票證供應制？這是日本、邱吉爾和國民政府的過錯。在南京城下退卻呢？這怪軍隊不利。上海城下慘敗呢？這是那些當了叛徒的將軍們的過錯”人民相信了這些答案，然而給他們準備這些答案的人卻不相信這些謊言。厚顏無恥被譽為政治生活的準則，謊言成了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象徵。於是出現了一種前所未聞的真實謊言的概念。瞭解真情的人們可以相互望著對方的眼睛撒謊，而且他們準確知道，對方會接受這種必不可少的謊言，並且把它和他所知道的實情加以對比。那時，李廣元痛恨那句殘酷的法國諺語“每個國家的人民都無愧於自己的政府”。他認為，這是民族主義的翻版。這是為可能產生的奴隸制和暴行辯解。被汪偽政府引向飢餓、貧困和絕望的人民有什麼過錯？飢餓產生著自己的“代言人”汪未經以及其他匪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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