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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祐八年，此春的東京，最引人注目的有三件事。一是上元節的全城歡慶，當夜的煙火表演至今猶為東京士民津津樂道；二便是淮東-東京貪腐大案，此乃朝野動盪的大事，廟堂、民間都議論紛紛。

其三，則是即將展開的又一年科考。經過數年的制度建設，大漢的貢舉取士，已經重入正軌，從地方道州考試，到東京省部選拔，都已成體系。

在此事上，內外文臣，都很用心建設，少有拖沓耽擱的。畢竟武臣猖獗多年了，而提倡科考、興教、文化，是制約武臣的一個有效手段，至少在朝堂上。

大漢的科舉時間，並未固定，都是根據形勢來的。乾祐五年徵淮歸來，即開制舉。乾祐六年同興秋舉，七年罷，到如今的八年春，又開常舉。

劉承祐的想法很簡單，為朝廷儲備人才，接下來朝廷戰略所向，乃是削平南方諸國，一統天下。屆時，即便留用一些各國官員，人才的缺口，是可想而知地擴大，尤其是治政人才，而人才的培養，是需要週期的。

是故，大漢取士選才的頻率，才會這般高。當然，有得便有失，因為薅得太狠，實則這些年，取士的素質在下降。與開國前幾年相比，差距則更加明顯，像初年，就有王樸與王溥，後又有王著、李昉，如今都是國家大吏。

然而，即便如此，選士的力度，也沒有放鬆。時值初漢年間，凡有一技之長者，都可培養、任用，容不得挑肥揀瘦。而對於那些才幹、資質並不出眾的人而言，也只有在國初這種天下未定的特殊時期，才有這種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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