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汴梁陷落之前，周鶴以參知政事、兵部侍郎、文淵閣學士兼領京西北路制置使，在士臣之中地位僅次於王戚庸等有限的幾人；高純年作為陝西五路轉運使，地位要高過諸路司使；吳文澈、顧蕃、陳泰作為原京西北路轉運使、原京西南路經略安撫使及轉運使，在士臣之中也有著極高的地位……

汴梁陷落之後，汪伯潛、嚴時雍有臨陣脫逃之嫌，王戚庸等人變節降敵，還擁立李汲為偽帝，氣節尚在的那些大臣這次也一併與天宣帝、宗室子弟被赤扈人押解北上，周鶴、高純年、顧蕃、陳泰、吳文澈等人可不就成了士臣唯一能指望上的領袖了？

所以說景王即位繼統，周鶴、高純年、顧蕃、陳泰、吳文澈在新組建的朝堂之上擁有絕對的優勢，這並不令徐懷感到意外。

不過，中樞朝堂的構成，除開有品秩的官員執掌諸職外，還需要有大量的文史經辦其事。

當世律法主要有朝中所頒佈的種種制誥、詔諭組成，極其繁複、冗雜，缺乏嚴密的體系與條理。一般來說，中書門下諸部司院的掌職官員流動性大，通常任職三五年就要輪轉，透過科舉入仕，所學又以儒學四書五經為主，很難釐清如此繁複冗雜的律法關係，有幾人能真正獨立將所執之事井井有條的處理好？

而中樞吏職任人較為固定，甚至父子相繼，家傳兼併儒學、律法以及諸多事務性技能，他們才是使中樞諸部井井有條運轉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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