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圓的，還是個圓球，不是平面的圓。陰陽學和儒學都沒格出這個來。——臺下大笑，鼓掌。

所以，有利於我們認識宇宙認識世界的學問有很多，不一定都是儒學。

我們儒學要想更好地認識這個世界，更好地用這些認識來拓寬我們的眼界，並用之於為人處事，用之於治國平天下，就必須海納百川，有容乃大。

所以中庸精神用在治學上，是要“寬”。

“寬”什麼呢？不僅僅是“寬”格物類的學科，還要“寬”思想類的學科，比如道家、法家、兵家、墨家等等，諸子百家的學問。

比如我們儒家批評墨家的“兼愛”，因為不講親親，把不相干的人與父母等同的愛，這怎麼能行呢？但是兼愛也有道理呀，比如我們大宋的共濟會，大周的兼善會，就是講兼愛，這裡不能講親親，會里的財物你不能拿去濟家人啊，這要要根據緊急困難的程度，來進行賙濟，不能講親疏關係。所以人們才頌揚共濟會和兼善會無私，一講親親，那就有私了。

所以，我們儒家不能以一家的學問治天下，要講個包容，要講個主輔。比如我們用刑法，就是借鑑了法家的一些有益的思想；比如國家用兵，那是講兵家的謀略；比如農耕種植，那要用到農學；比如醫家治病，要用到陰陽五行學，等等。我們儒學不能、也無法包攬一切。

所以要容納其他的思想，一起用於百姓日用，治理國家和天下，這就是中庸的“道並行”。

用在儒學自身的發展上，也要講“寬”。

大海納進江河的同時，自己也壯大了。儒學要進步，就要容納吸收其他的學問。比如關學張橫渠先生（張載）“為天地立命”那四句，其他儒學派認為很有道理，於是吸納進自己的學派中，這沒有什麼損害啊，反而讓自己學派的理論更加完善了。

比如老子的《道德經》，裡面講“上善若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治大國若烹小鮮”等等，我們儒家同樣認為有道理，並拿來用之於治國，或者是詮釋我們儒家的一些經義，這不僅僅是“道並行”，而且是吸納利用了。

故曰，“寬”與“唯我”相斥。

我們做人不能唯我，要講謙遜，要講容人，做學問也是如此，治學思想也是如此。正因為我們有寬的精神，才有稷下學宮，才有稷下論學，才有如今我等同處一殿，共論學問、辯真理。只要是對的道理，不管它是哪個人提出的，不管他是哪個學派的，不管他是大宋還是大周的，我們都接納。因為學海無涯，學問無界。

掌聲譁然。

名可秀抬手壓下掌聲，又講，比如泰西的學術，如今很多書籍已用中文翻譯刻版，我們可以多看一看，多學一學，其中有利於格物學的，我們要吸納；有利於儒學的，我們也要吸納。不能因為他們是“外夷”的學問就輕賤了，這就不符合聖人講的寬謙為人的品格和治學的品格了。我們的文明雖然是領先的文明，但是，其他文明也必然有她的璀璨和精華。

比如，我們現在廣泛使用的1至9的數字，就是來自於大食文明（是印度文明，阿拉伯人傳播）。又比如，泰西的一位賢者叫亞里士多德，他與孔子同一時代，提出了“德就是中庸”的學說，儘管他只是講德，遠不如我們儒家中庸大道的內涵，但是也有借鑑意義，同時也表明了華夏之外也有大智慧的賢者，他們的一些思想和道理也值得我們借鑑。

大宋朝廷的鴻臚寺現在稱外邦多稱外國，不再稱外夷，多稱民族，不再稱番、夷，這是一種胸襟，一種大國為政的寬謙胸襟，既是一種美德，也使大宋的目光不要高高向上，下巴抬高了就發現不了別人的美，看不到別國的精粹。

名可秀講中庸精神的“寬”，就是要給儒學確立一條海納百川的路，不是封閉的，而是相容幷蓄的開放思想。

這也是她和譙定等人努力要打破的、自董仲舒獨尊儒術後對儒學形成的“唯我”思想。

當年王安石和司馬光新舊兩黨的黨爭，實際上還和儒家學術道統之爭緊密關聯，新舊兩黨“黨同伐異”的做法，實際上就是儒學獨尊帶來的對治學思想的不利影響——失去了儒家的“謙”和“寬”，變得霸道和排他。如果不糾正任其發展下去，就會使儒學成為封閉的學術，這與先秦的儒家思想是相悖的，而封閉的思想在治國上也無法實現“致中和”，更不用談平天下了。

春秋時期孔子的箭術高明，而且帶著劍周遊列國，他的弟子中也不乏劍術高明的；再看看靖康之前，大宋有幾個儒生會射箭？又有哪個儒生是隨身佩劍的？反而歧視武將，輕賤武者……漢代以來的儒家比起先秦的儒家，無論胸襟還是治學思想都變得狹隘了。

所以，名可秀要講“寬”。

寬就是包容，寬就是“道並行”，寬就是博採眾長。

但是，寬不是無邊無際的，包容不是什麼都吸收，好的壞的都用。

所以，要寬而辨。

☆、稷下盛會（十六）

“辨”是什麼呢？

“辨”是明辨是與非,屬於歪門邪道的,就要堅決摒棄。

“辨”是分辨，要分辨合不合適、中不中用——合適的、中用的才吸收，不合適的、不中用的,即使有道理,我們儒學也不能吸收或採納。

比如“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這是個自然存在的法則,儒家可以包容,但不能吸收進儒家的學說中。為什麼呢？因為它與儒家“仁”這個核心是相悖的。所以，儒家承認“物競”法則的存在，承認它是一種道，但是此非儒道,必須用“仁”道來統馭它，用“中、庸”的方法來使用它，使它成為良性的競爭，而不是惡性地破壞人性，更不能成為以強凌弱的藉口，不能成為戰爭的驅動。

從這個方面來講，名可秀絕不贊同因為人口壓力發動戰爭。對交趾、對大理、對吐蕃的戰爭都不是因為人口。大宋一些路和一些州府確實人口稠密，人多地狹，但是廣西還是地廣人稀的，何況海外還有一個廣闊的金洲，新發現的陽洲，那裡有廣袤的無主之地。

更重要的是，儒家在治國上強調內在能力，也就是強調自我解決問題，而不是發現危機轉嫁到外邦，這不符合儒家“中和”的思想。

名可秀認為，如果因為人口壓力，就發起佔領外邦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