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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啟十三年二十四日，豐國公戚金病逝廣州定遠侯府，終年七十七歲。

他這一生隨其叔父戚繼光、戚繼美血戰殲倭，勳垂閩浙，壯猷御虜，望著幽燕，哪怕之後戚繼光和戚繼美遭遇猜忌，他依舊屢建戰功，入朝抗倭，帶兵戚家軍先諸將而登漢城。

薩爾滸之敗後，他變賣家產，自告奮勇奔赴戰場，在天啟元年的動盪局勢下，為大明抗住了後金的攻勢，讓朱由檢有了發動復遼之役的機會。

可以說，如果沒有他，朱由檢想要覆滅後金還需要推遲幾年。

是他和秦邦屏等人守住了遼東，大明才有了中興的時間。

因此，當他病逝的訊息傳到北直隸時，朱由校下旨以親王之禮將其厚葬，並追贈其為豐州王，諡號武襄。

只是，對於戚金生前最後一個請求，朱由校無動於衷。

薊州兵變這件事情，可以說是大明朝史上，除土木堡之變外，從皇帝到百官乃至士卒都最不願意提起的桉件。

為了掩蓋這件事情的責任人，文臣們最後只能把事件的原委怪到了皇帝與所謂的南北軍兵“矛盾”的“歷史積怨”上去。

說的清楚些，薊州兵變這件事情，直接鎮壓的是薊州總兵王保，支持者是兵部尚書石星。

所謂戚家軍，實際到了朝鮮之役前後，已經統稱為了南兵，而支援啟用南兵的，則是兵部右侍郎的宋應昌。

對於薊州兵變的過程，在萬曆年間當時對此事的記載，依然分成了兩個截然不同的方向。代表著明朝中央朝廷對薊州兵變看法的《明神宗實錄》，不乏批評總兵王保“欲張大其事冀以邀賞”，甚至將這起事件描述為“雖長平新安之殺降坑卒未為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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