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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徐桐看來，楊副指揮的最大優點就是她極度旺盛的精力和一絲不苟的作風。不過也正是因為如此，她的工作模式堪稱簡單粗暴，完全是堆人頭式的密集作戰，體現不出偵察工作的精細縝密。

徐科長在畢業論文中闡述過，僅僅依靠“十人團”、“秘密偵察網”這樣大量堆人的體系搞政治保衛工作付出的行政成本過於龐大，實際上是財政的巨大負擔。對於元老院目前有限的財政能力和人員培養能力來說都是一種浪費。如果偵察員靠告密員、技術鑑定員和跟蹤小組就能辦案，元老們講授的“偵查學”“心理學”等等專業課程還有什麼意義？

他作為第一代科班出身的政保工作人員到廣州來擔任偵察科科長，第一件事就否決了在廣州市區廣泛建立偵察網的計劃，而是提議建立和國家警察九課的緊密合作，重點使用警察體系內的“線人”情報。透過九課形成情報共享體系。在下層情報收集體系裡他們沒有警察那麼多的資源。硬是要另建一套系統得不嘗試。

午木認為他的方案可行。畢竟現在元老院對政保系統有較大的猜忌，透過和警務系統的合作來增進“透明度”的確是個合理的方式。而國家警察搞出來的九課現在也處於“定位模糊”的尷尬局面之下。加強合作可以讓雙方都獲得好處。因此這一提案很快透過郭逸和冉耀之間的會談確認了下來。這樣，廣州的政保分局就能每週得到警務系統的“一週案情”和“一週社情”兩份通報。當需要加強監視工作或者蒐集某些情報的時候，也可以透過九課的渠道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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