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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邱吉爾認為，與領導集團內一些主張在西方的德軍投降的人小心謹慎的“勾兌”儘管不太現實，但是這種“勾兌’卻能使他對斯大林實行更為強硬的政策，特別是在波蘭和希臘問題上。

所以，當軍事情報機關向邱吉爾報告說，德國人正在找機會與同盟國接觸的時候，他回答說：“人們可以責備英國行動遲緩，舉動粗魯，喜歡詼諧幽默地分析問題但是，誰也不能責備英國搞陰謀，求上帝保佑，永遠不能這樣責備我們。不過，”他又補充道。這時候他的眼神變得十分堅定，只是在兩眼的深處閃耀著喜悅的火花“我從來都是要求把目的在於鞏固各國合作的外交手腕與明目張膽、毫不理智的陰謀嚴格區分開來。只有亞洲人才把巧妙而複雜的外交手腕看作是陰謀”

“不過，在適當的時候政治手腕是否很可能不只是手腕，而是更為嚴肅的行動呢？”諜報機構的副頭目問邱吉爾。

“您認為政治手腕是不嚴肅的嗎？手腕是世上最最嚴肅的。只有手腕和繪畫。其它一切都是虛無空、微不足道的”邱吉爾回答說。這時他正躺在床上，在習慣的午睡後，他還沒有起床，所以情緒很好“我們所習慣理解的那種政治已經過時了。總體政治已經取代了那種在世界某個地區採取一些文雅行動的政治。這種總體政治已經不是某個人的為所欲為，也不是某些人自私利己的企圖，它是一種像數字那樣精確，像醫學中輻射試驗那樣可怕的科學。總體政治會給一些小國帶來無數的悲劇；這是一種知識分子受迫害，天才們遭劫難的政治。畫家和天文學家，電梯司機和數學家，國王和天才統統都要服從於總體政治”說到這裡，邱吉爾拉了拉蓋在身上的方毛毯，然後接著說，“在一個時期內國王與天才同時出現，這絕不會對國王不利；這一時期裡存在的一些對抗只是偶然的，而不是規律性的現象。實行總體政治就一定會產生一些完全出人意料的聯盟，在戰略上也會有離奇反常的轉變，所以我在1941年6月22日向斯大林提出的呼籲是最合乎邏輯，而又是始終如一的。我的呼籲書確實合乎邏輯，不過，是否始終如一，那是次要問題了。各國合作的利益才是最主要的，其他的事會得到歷史諒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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