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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卓凡發現，當時的朝廷，對這種“大清特色MBO”，幾乎沒有抵抗的能力。

原因並不太複雜：洋務運動的早期，中央還保有對“洋務”的一定的控zhì力；到了後期，辦洋務，愈來愈依靠李鴻章等地方督撫，最終，朝廷完全放棄了對洋務的主導權。南洋大臣、北洋大臣等奇葩之設，就是洋務的主導權，由中央轉向地方的標誌。

中央機樞，已經沒有真正懂洋務的人才，更加沒有文祥這種不但精通洋務，且頭腦清楚、自有主見、上位者不能移志的人才。辦洋務，上位者稀裡糊塗地做著甩手掌櫃，自然只能聽任李鴻章、盛宣懷等上下其手，任意施為。

李、盛等人玩兒的把戲，並不是都那麼高明。輪船招商局收購旗昌公司，其中弊端，左宗棠、劉坤一等封疆大吏，都有所發覺，並上書攻訐。可是，李鴻章的自辯亦足眩耳目，朝廷難辨真假，縱有懷疑，也只能放在肚子裡。

更重要的是，辦洋務，少不得李鴻章，倚俾過深，無法翻臉，所以，對李氏類似的攻訐，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宗室親貴並未完全失去對地方督撫鳩佔鵲巢的警惕。德宗、慈禧先後升遐，溥儀繼位，掌權的一班少年親貴，終於要“撥亂反正”了。

先是弄出一個“皇族內閣”；接著，要收天下財權於中樞，還要清理北洋的財務――“收天下財權於中樞”固然是痴人說夢，北洋的賬。從李鴻章到袁世凱。數十年下來。那是天底下第一盤爛賬、黑賬，如何清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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