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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做的很紮實，本人口供錄的很詳細。顯然蒲素手裡的這份材料，來自工部局警務處內部。

“我然後吿訴（華籍警探〉道，我確實不知道此事，因此我被日本人抓起來綁在長凳上，他們又往我鼻中灌水。大約20分鐘後，他們放開了我，再次問我是否認識（一個鄰居嫌犯）。起初，我否認我認識，但是當他們拿出一把大刀，威脅說要砍了我的頭時，我承認說我認識此人。在此期間，那華籍探員一直在場。我又被押回了樓下。”——邵富生（來自抄錄的供詞）

第四天，邵富生又被審訊，但未遭折磨。在這最後一天下午，他從地牢轉移至樓上，一個日本人用手槍威脅他道，假如再不招供就槍斃他。

“我吿訴他道，我沒有什麼再可說的了，如果他要殺我，就殺吧。他笑了，說我可以回到工部局警務處去了。我便在1939年3月25日下午5點鐘回到了工部局警務處”

當3月25日邵富生被加登田送回警務處市中分部時，工部局的警官發現他“左眼嚴重受傷''，身上和腿上也都被打傷。特務股的官員們很快認識到，邵富生是遭誣陷的，這些折磨導致他“心理失衡”和產生自殺性傾向。

因此，如今在四個月之後，工部局很難再毫不遲疑地將兩個新的暗殺嫌疑犯譚寶義和平福昌引渡給加登田曹長及其屬員了。在加登田提出正式請求足足十天之後，工部局警務處告訴日本憲兵道，他們可以對譚寶義和平福昌訊問五天，但不得再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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